从儒学形成直到今天，对于孔子儒学价值认识的分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为了更好地理解孔子儒学，把握儒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，更好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，结合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实际，对儒学进行适当的阶段性划分很有必要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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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，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，中国儒学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：
一是“原始儒学阶段”。
先秦时期尤其夏商周王权时代，这是儒学的创立与形成时期，最终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家学派。在这一时期，孔子儒家主张“修己安人”和“仁政”“德治”，强调“正名”，带有明显的“德性色彩”。
二是“儒学发展阶段”。
秦汉以降以至清朝，这是中国的皇权时代，在两千年的帝制时代，儒家学者虽然“宗师仲尼”，致力于探索儒学精义，发展了儒学，但儒学与政治结合，并且走向民间，与皇权社会与专制政治发生了密切联系。
三是“儒学反省阶段”。
到了近代，皇权政治结束，进入民权时代，中国被动地融入世界，人们开始了对儒学与社会关系的反思与反省。放眼儒学的全部历程，可以说，直到今天仍处在这一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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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，有两个时期就显得十分关键：一是秦汉之际，二是清末民初。
秦汉是中国专制政治的建立时期，与先秦时期不同的是，这时期政治上皇权至上，适应专制政治的需要，逐渐强化君权、父权和夫权，儒学慢慢蜕变，染上了显著的“威权色彩”，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“缺乏平等意识和自由理念”，也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。
近代以来，尤其甲午中日战争以来，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变动，促使人们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。在帝制时代，孔子被尊崇到极高地位，儒学是统治学说，新文化运动的矛头自然直指孔子，借以打倒儒学和传统文化。
这种“全盘性反传统主义”运动，其思维方式上存在偏颇是显而易见的。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“威权色彩”的儒学，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清。
相比之下，认识理解儒学在秦汉之际的境遇及变化最为根本。
先秦时期，作为“百家争鸣”的一部分，儒学在与各派的互相排斥、争鸣与融合、吸收中得以发展，他们都强调自觉修身，以人为本，崇礼明德，重视教化。而到汉代，儒学却发生了质的变化，由民间学术上升为官方学术，儒学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，呈现出明显的纲纪观念与浓重的“威权政治”色彩。
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政策的实施，使儒家经典受到了重创，儒学自孔子逝世以后的发展进入到了低谷期。但另一方面，秦朝实行暴政，导致了秦朝统一王朝的覆灭。秦朝二世而亡的深刻教训，也使得继起的汉朝统治者不能不细细反思，他们认识到，“仁义不施”是造成强秦覆灭的根本原因，认识到“纯法”之治“严而少恩”的弊端。
以此为鉴，汉初统治者倡导黄老之学，与民休息。但“清净无为”、“因循为用”的道家学说并不能有效适应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政治需要，相反，儒学在“列君臣、父子之礼，序夫妇、长幼之别”方面的优长则有利于封建宗法与专制统治的加强。于是，在经过反复辨析、权衡利益得失后，汉代统治者最终还是选择了儒学。
实际上，西汉统治者选择以儒学治国，却改变了原始儒学德性政治思想的浓郁色彩，这一点，在汉高祖刘邦那里就已经显露出了端倪。
而刘邦对于儒生与儒学态度的转变也意味深长、发人深思。
开始的时候，刘邦似乎对儒学、儒家没有多少兴趣。刘邦是一位起于小吏的草头天子，对儒学缺乏基本的了解，他即位称帝之初，对儒家的《诗》《书》等典籍没有丝毫兴趣，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。
可是，后来的刘邦却与先前判若两人。他在敕太子书中说：“吾遭乱世，当秦禁学，自喜谓读书无益。自践阼以来，时方省书，乃使人知作者之意。追思昔所行，多不是。”以后，路过鲁地时，他甚至还“以太牢祠孔子”。他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。
刘邦对孔子和儒学由谩骂、蛮横转为敬重、尊崇，主要缘于当时残破现实的逼迫。
汉初，经济极度凋弊，政治混乱，民怨沸腾。历史的曲折多难和巨变，给新兴的汉王朝提出了时代的主题，他们不能不思考如何建立自己的统治秩序，改变当时的残破局面，正视这突如其来的国家学说的空缺。当战争的烟尘散尽之后，他们首先思索的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。
那时的思想家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汉代不能再向秦朝那样“用刑太急”、“仁义不施”、不知教化，于是，他们试图用儒家的礼仪建立汉朝的统治秩序。
然而，直接引导刘邦态度转变的则是叔孙通、陆贾等汉初儒生。他们崇尚现实、顺应时势，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，在探索和选择封建统治的指导思想过程中，可能会更加欢迎学说的实证性。因此，被司马迁称为“汉家儒宗”的叔孙通制订汉代朝仪，对刘邦的刺激可能会更大一些。
当时，仪法混乱，“群臣饮酒争功，醉或妄呼，拔剑击柱”，刘邦为此大为伤神。而叔孙通提出制订朝仪时，刘邦还不怎么相信，说“可试为之”，并且特意指出不要搞得太复杂，要适合汉初君臣的理解能力。
然而，当礼仪施行于朝廷后，刘邦才由衷地感到“为皇帝之贵也”，并拜叔孙通为太常，“赐金五百斤”，连他的弟子也都做了郎官。这件事肯定对刘邦转变对孔子和儒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。
在被司马迁称为“汉家儒宗”的叔孙通身上，就十分鲜明地体现汉代儒学的转变。
叔孙通通达时变，“知当世之要务”，这是汉儒与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特点。读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中叔孙通的传记，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精通“时变”，审时度势，能在秦汉之际的动荡岁月中出入自由，游刃有余。在秦末汉初的动荡岁月中，他多次易主，实际上是在选择可事之君。他跟随刘邦后，仍然不忘灵活变通，去就取舍“与时变化”，他把“不知时变”的儒士称为“鄙儒”。
秦汉时期已与春秋战国时期不同，孔子时代，世界多元，孔子可以像“择木之鸟”那样在列国之树中间进行选择。
秦汉之时，多元的世界归于一统，此时只有一棵皇权大树，儒者无选择余地，因此，如果再像孔子那样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便意味着永不用世。
更何况，像孔、孟那样的儒学大师，尽管一生凄凄惶惶，到处奔走，可在当时众树林立的情况下，仍然没能找到适合的栖身之所。叔孙通显然也是在寻找可栖之树，他几经选择，终于归从了即将取得天下的刘邦。后来，他就极力寻找儒家与皇权的结合点，以求儒学和儒生受到重视。也许，如果没有叔孙通等人的“变通”或者“圆通”，儒家也许将永远摆脱不了孔子那种“丧家之狗”的命运，儒学成为官学也无从谈起。
儒学的这种转变当然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。到汉武帝 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，儒学上升为“独尊”的官学，自然也不可避免地演变为政治统治的有利工具。
但是，尽管儒术已经“独尊”，儒者中的某一个人如果违背了统治者的一己之欲，仍然会遭到统治者的严惩，甚至危及生命。儒生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，也变得唯唯诺诺，唯君主是从。自儒学被定于一尊后，儒学也就成为国家全部思想与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西汉时期，经学兴盛，其原因正在于此，正像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说的那样：“自武帝立五经博士，开弟子员，……百有余年，传业者寖盛，枝叶繁多……盖禄利之路然也。”可见传经的目的已不仅仅在于弘道，而是将着眼点放在了现实政治上面，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结合起来。
于是，经学博士们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，甚至不得不改变经文原意。例如，在强调民本的同时，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抛弃孟子的“君轻”论，放弃荀子的“从道不从君”论，而代之以突出君权的“尊君卑臣”、“君为臣纲”等，从而强化君主专制的理论。
成书于西汉时期的《礼记》《大戴礼记》，作为儒家的重要经典，就体现出了显著的威权政治的特色。在这两部书中，有大量的与《孔子家语》相同的材料，只是《礼记》与《大戴礼记》都进行了一定的改动。如果将其详加比较，就可以看出《孔子家语》的用词更为近真。
也就是说，仅仅从儒生改造儒家经典所透漏的信息，我们就可以明显看到汉代儒生价值观念的转变，与先秦经典相比，汉代儒学典籍色调有了明显改变，读汉儒改造后的儒家论述，处处闪现着帝制时代所特有的纲纪观念，散发出浓重的汉代威权政治的气息。
在这些典籍里，先秦儒家提倡的以重修身、重民，以及君臣之间互尽义务、彼此信任为特征的德性政治被遮蔽起来，在君臣、上下之间，要求更多的是臣对君的忠诚，至此，儒学蜕变而成为两千多年帝制时代君主独尊的威权政治学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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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，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。作为思想文化，孔子儒学的影响之大可以说罕有匹敌，而对其价值认识的分歧之大竟然也无与伦比。孔子学说影响之大，是因为它的形成有一个十分广阔的文化背景，因此，才成就了孔子的博大与高深。
不难理解，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的，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出土资料，都证明我们以往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的估价严重偏低了，如果我们再不能走出迷茫，就很难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正确的理解与评价;如果不能理解孔子等早期儒家的博大，就很难对后儒的“宗师仲尼”有准确的理解。
近代的学者们说得好：“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”，“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，赖孔子而传”。没有对孔子思想“集大成”特点的准确认知，或者思维停留在疑古思潮盛行的那个时期，科学认识孔子儒学就无从谈起!
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!在中国不断遭受外敌欺凌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期，希望中华民族走出低谷，关注民族命运的人都思考文化问题，强烈“保守”传统的人多看到了原始儒学的真精神，而对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持“激进”立场的人，则更多地看到了作为“专制政治灵魂”的那个“偶像的权威”。
难怪“新启蒙运动时期”有学者提出要“打倒孔家店，救出孔夫子”，我们确实应该关注原始儒学，分清“真孔子”和“假孔子”，澄清误解，明辨是非，正确对待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。
对儒学分为三个阶段进行认识，绝不是简单地“回到孔子”。如果“正本清源”、“返本开新”意味着否定历代学术的发展，那将是极大地误读。
我们当然不是也不能抹杀历代学者的贡献，只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境遇，从而更好地认识儒学。谁也没有并且不会无视儒学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流变与阶段性特征，不会无视历代儒学大师等众多学者的贡献。
元武宗即位时命翰林起草诏书，其中有一句话说得好：“先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明;后孔子而圣者，非孔子无以法。”
如果也这样理解后儒之于孔子的关系，就会减少很多误解。如果我们不尽可能全面、整体地认识孔子和早期儒学，就说不清孔子以后的儒学发展与孔子的关系。
事实上，还有不少人似乎无视众多“孔子遗说”的存在，不能理解孔子所处时代中华文明已有的漫长发展，凭着只言片语的孔子言论，进行“老道的”“经验式”解读，难以了解孔子思想“全体”，不能把握中华文化精髓。
从儒学自身的发展看，“反思”与“反省”仍然在进行。随着学术事业的进步，人们对儒学的变化看得更清楚了。正如有西方人士所看到的，因为有了孔子的学说，“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”，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人们却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那些价值观念。
这样的认识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。不过，总体观察当下人们对于孔子儒学的理解，还带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。不言而喻，研究儒学如果不能把握“精髓”，就有可能竞相树旗立帜，标新立异，往往各执己见;推广儒学如果不能抓住“要领”，就有可能舍本逐末，事倍功半，乃至南辕北辙。
“说者流于辩，听者乱于辞”，儒学怎能发挥经世化民的作用?
只要走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，认真借鉴先圣先贤的智慧，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。只有深入走近儒学的世界，世界儒学的天地才能更加澄净。
作者简介：
杨朝明，孔子研究院院长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，全国政协委员，山东省政协常委、中国民主促进会山东省委委员，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、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、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《孔子研究》编委、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。本文原载《洙泗儒话》。
